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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衡·卷二·率性篇》全文/译文/评析

更新时间:2017-01-03    来源/发布:shiwenwang.com    作者/编辑:王充

  原文

  论人之性,定有善有恶。其善者,固自善矣;其恶者,故可教告率勉,使之为善。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,善则养育劝率,无令近恶;近恶则辅保禁防,令渐於善,善渐於恶,恶化於善,成为性行。召公戒成曰:“今王初服厥命,於戏!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。”生子谓十五子,初生意於善,终以善;初生意於恶,终以恶。《诗》曰:“彼姝者子,何以与之?”传言:譬犹练丝,染之蓝则青,染之丹则赤。十五之子其犹丝也,其有所渐化为善恶,犹蓝丹之染练丝,使之为青赤也。青赤一成,真色无异。是故扬子哭岐道,墨子哭练丝也。盖伤离本,不可复变也。人之性,善可变为恶,恶可变为善,犹此类也。逢生麻间,不扶自直;白纱入缁,不练自黑。彼蓬之性不直,纱之质不黑,麻扶缁染,使之直黑。夫人之性犹蓬纱也,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。

  王良、造父称为善御,能使不良为良也。如徒能御良,其不良者不能驯服,此则驵工庸师服驯技能,何奇而世称之?故曰:王良登车,马不罢驽;尧、舜为政,民无狂愚。传曰:“尧、舜之民可比屋而封,桀、纣之民可比屋而诛。”斯民也,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。圣主之民如彼,恶主之民如此,竟在化不在性也。闻伯夷之风者,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;闻柳下惠之风者,薄夫敦而鄙夫宽。徒闻风名,犹或变节,况亲接形面相敦告乎?孔门弟子七十之徒,皆任卿相之用,被服圣教,文才雕琢,知能十倍,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。未入孔子之门时,闾巷常庸无奇,其尤甚不率者,唯子路也。世称子路无恆之庸人,未入孔门时,戴鸡佩豚,勇猛无礼,闻诵读之声,摇鸡奋豚,扬脣吻之音,聒贤圣之耳,恶至甚矣。孔子引而教之,渐渍磨?历,阖导牖进,猛气消损,骄节屈折,卒能政事,序在四科。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。

  夫肥沃墝埆,土地之本性也。肥而沃者性美,树稼丰茂。墝而埆者性恶,深耕细锄,厚加粪壤,勉致人功,以助地力,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。地之高下,亦如此焉。以锸凿地,以埤增下,则其下与高者齐;如复增?锸,则夫下者不徒齐者也,反更为高,而其高者反为下。使人之性有善有恶,彼地有高有下,勉致其教令之善,则将善者同之矣。善以化渥,酿其教令,变更为善。善则且更宜反过於往善,犹下地增加?锸更崇於高地也。赐不受命而货殖焉,赐本不受天之富命,所加货财积聚,为世富人者,得货殖之术也。夫得其术,虽不受命,犹自益饶富。性恶之人,益不禀天善性,得圣人之教,志行变化。世称利剑有千金之价。棠溪、鱼肠之属,龙泉、太阿之辈,其本铤,山中之恆铁也。冶工锻炼,成为銛利,岂利剑之锻与炼,乃异质哉?工良师巧,炼一数至也。试取东下直一金之剑,更熟锻炼,足其火,齐其銛,犹千金之剑也。夫铁石天然,尚为锻炼者变易故质,况人含五常之性,贤圣未之熟锻炼耳,奚患性之不善哉?古贵良医者,能知笃剧之病所从生起,而以针药治而已之。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观之,何以为奇?夫人有不善,则乃性命之疾也,无其教治,而欲令变更,岂不难哉!

  天道有真伪。真者固自与天相应,伪者人加知巧,亦与真者无以异也。何以验之?《禹贡》曰“璆琳琅玕”,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。然而道人消烁五石,作五色之玉,比之真玉,光不殊别,兼鱼蚌之珠,与《禹贡》璆琳皆真玉珠也。然而随侯以药作珠,精耀如真,道士之教至,知巧之意加也。阳遂取火於天,五月丙午日中之时,消炼五石,铸以为器,磨?历生光,仰以向日,则火来至。此真取火之道也。今妄取刀剑月,摩拭朗白,仰以向日,亦得火焉。夫月非阳遂也,所以耐取火者,摩拭之所致也。今夫性恶之人,使与性善者同类乎?可率勉之令其为善;使之异类乎,亦可令与道人之所铸玉、随侯之所作珠、人之所摩刀剑月焉,教导以学,渐渍以德,亦将日有仁义之操。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,教熊罴貔虎以战於阪泉之野,三战得志,炎帝败绩。尧以天下让舜,鲧为诸侯,欲得三公,而尧不听,怒其猛兽,欲以为乱,比兽之角可以为城,举尾以为旌,奋心盛气,阻战为强。夫禽兽与人殊形,犹可命战,况人同类乎?推此以论,“百兽率舞”,“潭鱼出听”,“六马仰秣”,不复疑矣。异类以殊为同,同类以钧为异,所由不在於物,在於人也。凡含血气者,教之所以异化也。三苗之民,或贤或不肖,尧、舜齐之,恩教加也。楚、越之人,处庄、岳之间,经历岁月,变为舒缓,风俗移也。故曰:“齐舒缓,秦慢易,楚促急,燕戆投”。以庄、岳言之,四国之民,更相出入,久居单处,性必变易。

  夫性恶者,心比木石。木石犹为人用,况非木石!在君子之迹,庶几可见。有痴狂之疾,歌啼於路,不晓东西,不睹燥湿,不觉疾病,不知饥饱,性已毁伤,不可如何。前无所观,却无所畏也。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,不除狱理之吏,欲令凡众见礼仪之教。学校勉其前,法禁防其後,使丹硃之志亦将可勉。何以验之?三军之士,非能制也,勇将率勉,视死如归。且阖庐尝试其士於五湖之侧,皆加刃於肩,血流至地。句践亦试其士於寝宫之庭,赴火死者,不可胜数。夫刃火,非人性之所贪也,二主激率,念不顾生。是故军之法轻刺血。孟贲勇也,闻军令惧。是故叔孙通制定礼仪,拔剑争功之臣,奉礼拜伏,初骄倨而後逊顺,教威德,变易性也。不患性恶,患其不服圣教,自遇而以生祸也。

  豆麦之种,与稻梁殊,然食能去饥。小人君子,禀性异类乎?譬诸五谷皆为用,实不异而效殊者,禀气有厚泊,故性有善恶也。残则受仁之气泊,而怒则禀勇渥也。仁泊则戾而少愈,勇渥则猛而无义,而又和气不足,喜怒失时,计虑轻愚。妄行之人,罪故为恶。人受五常,含五脏,皆具於身。禀之泊少,故其操行不及善人,犹或厚或泊也。非厚与泊殊其酿也,曲孽多少使之然也。是故酒之泊厚,同一曲孽;人之善恶,共一元气,气有少多,鼓性有贤愚。

  西门豹急,佩韦以自缓;董安於缓,带弦以自促。急之与缓,俱失中和,然而韦弦附身,成为完具之人。能纳韦弦之教,补接不足,则豹、安於之名可得参也。贫劣宅屋不具墙壁宇达,人指訾之。如财货富愈,起屋筑墙,以自蔽鄣,为之具宅,人弗复非。魏之行田百亩,鄴独二百,西门豹灌以漳水,成为膏腴,则亩收一锺。夫人之质犹鄴田,道教犹漳水也。患不能化,不患人性之难率也。雒阳城中之道无水,水工激上洛中之水,日夜驰流,水工之功也。由此言之,迫近君子,而仁义之道数加於身,孟母之徙宅,盖得其验。人间之水污浊,在野外者清洁,俱为一水,源从天涯,或浊或清,所在之势使之然也。南越王赵他,本汉贤人也,化南夷之俗,背畔王制,椎髻箕坐,好之若性。陆贾说以汉德,惧以圣威,蹶然起坐,心觉改悔,奉制称蕃,其於椎髻箕坐也,恶之若性。前则若彼,後则若此。由此言之,亦在於教,不独在性也。

  译文

  研究人的德性,一定有善有恶。善的,固然开始就善;恶的,还能经过教育、劝告、引导、勉励,使他们成为善的。凡是做君主和父亲的,都会仔细观察臣与子的德性,善的就培养、教导、勉励、引导,不使他靠近恶的;恶的就教育、安抚、制止、防犯,使他向善的方面逐渐转化。善的向恶的方面逐渐转化,恶的向善的方向逐渐转化,就会成为和生就的品行一样。

  召公告诫成王说:“现在王开始行使自己的使命执政,呜呼!就像刚独立生活的人样,没有不在其刚开始的时候就打好基础的。”“生子”是说十五岁的人,刚开始独立生活就要立志向好的方向发展,最终是善的;开始独立生活就愿意向坏的方向发展,最终是恶的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那个美好的人,拿什么赠送他?”传注说:“比如像洁白的丝,用青色染料染它就是青色,用红色染料染它就是红色。”十五岁的人他们像丝一样,会逐渐转化为善的或恶的,如同青色染料、红色染料染白丝,会使它变成青色、红色一样。一旦染成青色、红色,就跟真的颜色没有区别。所以杨子怕走岔路而哭泣,墨子怕丝染错颜色而哭泣,这大概是伤心一旦离开了正道或本色,就不能再改变。人的德性,善的能变成恶的,恶的也能变成善的,就像这种情况。飞蓬长在麻中间,不用扶持自然会直;白纱放进黑色的染缸,不用染色自然会黑。那飞蓬的生性不直,白纱的质地不黑,但由于大麻的扶持,黑色的染缸,使它们变直变黑。人的德性就像飞蓬和白纱一样,在逐渐浸染之下,善恶是会改变的。

  王良、造父被称为善于驾驭车马的好手,能把不好的马驯成好马。如果只能驾驭好马,不好的马不能够驯服,这只能是普通马夫驾车的本领,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可以让世人称赞呢?所以说:王良一登上车,马就不会疲塌跑不快;尧舜治理国家,百姓不会狂妄愚蠢。传注上说:“尧舜的百姓,能挨家挨户地被封赏;桀纣的百姓,要挨家挨户地被诛杀。”“有夏、商、周这样的百姓,所以三代能够按正道而行。”圣明君主的百姓像那样,凶残君主的百姓像这样,归根到底在于教化而不在于本性。听到伯夷的品格,贪恋的人会廉洁,怯懦的人会立志;听到柳下惠的品格,刻薄的人会厚道,庸俗的人会宽容。仅仅是听到他们品格崇高,就有的变得有节操,何况是亲自接触本人,面对面地诚恳地告戒呢!孔门弟子七十人,都有胜任卿相的才能,他们蒙受圣人教诲,文才得到精心培养,智慧和才能超过常人十倍,这都是教育训导的功绩,逐渐感化的功劳。他们没有进到孔子门下学习时,只是社会上平凡而不出奇的人。其中尤其最不顺服的是子路。世人说子路是做事没有恒心的庸人,在没有到孔子门下学习时,头戴鸡冠,臂挂猪尾,凶猛无礼。听见朗读书的声音,就摇头摆尾,噘嘴怪叫,吵闹之声直刺读书人的耳朵,可恶到极点。孔子把他叫来,并且教育他,逐渐感化、磨练、启发、教导、诱导、进取,这样凶暴的气势消失了,骄横的现象收敛了,终于能办理政事,列入在四科之内。这就是改变本性把恶人变成善人的证明。

  肥沃与贫瘠,是土地的本性。土肥而有水浇灌的,本性美好,种庄稼长得很茂盛。土地高低不平而瘠薄的,本性恶劣,要是深耕细锄,多加粪土,努力加上人的功夫,以帮助地力,这样种下的庄稼与那肥沃土地就会相类似。地的高低,也同这道理一样。用大锄和铁锹挖地,把高处的土填到低的地方,而那低处就会与高处平齐。如果再用大锄和铁锹继续挖下去,那么低处不仅是平齐,反而会变得更高,可是那高处反而成了低处。假使人性有善有恶,就像地有高有低一样,如果努力使他接受教化,不善的就会和性善的人一样。并且好德性已经变得深厚,培养着他的政教风化,使他变得善良,这种“善”就将更应该比过去的善更善,如同低处增加大锄和铁锹去继续填土,就会比高处更高一样。“端木赐没有承受禄命却做生意发了财”。端木赐本没有承受天给予的富命,所以做生意发了财并有积聚,成为社会上富有的人,是因为他掌握了做生意牟利的一套方法。掌握了这套方法,即使没有禀受禄命,还是会越来越富裕。性恶的人,也没有禀受天给予的善性,只要得到圣人的教导,志向和操行就能改变。世人称赞利剑有千金的价值。像棠谿、鱼肠、龙泉、太阿等宝剑,它们本来是未经冶炼的、山中的一般铁矿,经过冶炼工人冶炼锻造,就成了锋利的剑,难道利剑的冶炼锻造用的是特殊材料?这是因为工匠技术高明,又经过认真多次的冶炼才成功的。试拿佩在腰带下一把普通的剑,反复熟练地锻造,使锻烧的火保持足够的温度,再把它整治锋利,就如同一把值千金的宝剑了。铁矿石是天然的,尚且被锻炼的人改变了原来的本质,何况人还包容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种德性,只是贤圣还没有对他们加以锻炼罢了,为什么要担忧他们的天性不善呢!古人尊重良医,是因为他能知道危重的疾病从哪儿产生,并且用银针和药物治好它。要是光知道病的名称就坐等它好,那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?人有不好的德性,那是性与命的疾病,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救治就想叫他们改变,岂不是太难了吗!

  道有自然形成的,有人为的,自然形成的本来一开始就与天意相符合,人为的是人施加了智慧和技巧,但它与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两样。拿什么证明呢?《尚书·禹贡》上说的“璆琳琅玕”,璆,是美玉。琳,是真珠。琅玕,类似珠。这些本来是地里形成的,真的玉和珠。然而道人熔化五石,作成五色的美玉,与真正的宝玉相比,光润没有什么差别;还有鱼和蚌里的珍珠,与《禹贡》里说的璆琳,都是真正的美玉珠宝。至于随侯用药制作玉珠,光亮得像真的一样,这是道士的法术所至,已超出人的智慧和技巧范围。阳遂是从天上取火,五月丙午这天中午的时候,熔化五石用它铸成铜镜,反复磨擦使其发亮,然后把镜面朝上向着太阳,立即火就来了,这才真是取火的方法。现在随便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把它擦得雪亮,朝上向着太阳,也能得到火。半月形的钩不是阳遂,它能取火的原因,是摩擦导致的。现今性恶的人,假使他们与性善的人同类?可以引导勉励他们,使其变得性善;假使他们不同类?也可以使他们跟道人铸玉,跟随侯制作玉珠,像人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一样,以学习去教育开导,以德去逐渐感化,这样他们就会一天天地逐渐具备仁义的操行了。

  黄帝跟炎帝为争夺成为天子,就驯化熊、罴、貔、虎等在阪泉的郊外与炎帝的部队大战,三战得胜,炎帝大败。尧把天下让给舜,鲧当时是诸侯,想做三公,但尧不答应,于是激怒自己的猛兽,想以此作乱,把兽的角排列起来可以成墙,竖起尾巴可以作军旌,心奋气盛,想仗此打仗逞强。禽兽与人是不同的形体,尚且能命它们打仗,何况人们是同类呢!以此推论,百兽能闻乐起舞,潭里的鱼会出水听瑟,六匹马会昂首边听琴边吃料,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怀疑的了。异类能由不同转为相同,同类能由相同转为不同,关键不在于事物本身,而在于人的作用。

  凡是有血气的人,教育他们是为了能使其发生变化。三苗的百姓,有的贤良有的不贤良,尧舜使他们都变得贤良,是施恩加以教化的结果。楚国、越国的百姓,处于庄、岳之间,经过较长时间,性情变得和缓,风俗也有所改变。原来说:齐人性情和缓,秦人性情傲慢,楚人性情急燥,燕人性情憨直。从楚国和越国百姓处于庄、岳之间而改变了性情来看,齐、秦、楚、燕四国百姓,相互之间往来,长时间地大家居住相处,性情必然会改变。性恶的人,说他们心像木石一样,木石尚且能被人利用,何况他们并不是木石呢!可见,问题在于君子的教化,这大体可以清楚了。

  人有疯癫的疾病,就会在路上又唱又哭,不知道东西南北,看不见是干是湿,感觉不到自己有病,也不晓得肚子是饿是饱,性情已经受严重伤害,对其无可奈何,因为向前他没有奔头,后退也无所畏俱。所以国家法律不废除负责教育的官吏,不废除负责司法的官吏,就是要使大众接受礼义的教化。学校教育勉励他在前,法令禁止防范他们在后,即使有丹朱那样的德性,也可能通过勉励而从善。用什么来证明呢?军队的士兵,不是能够容易控制的,他们的勇猛精神如果得到引导勉励,就会视死如归。阖庐曾经在太湖边训练他的士兵,叫他们都把刀口按在肩上,让血直流到地。句践也在他寝宫的院子里架起火训练他的士兵,结果跳进火里死的人多得数不清。刀割,火烧都不是人性所贪图的,由于二位君主的激励引导,他们顷刻间也就不顾惜自己生命了。所以,军法轻的处分是刺出血,重的处分是砍头,就像孟贲那样的勇士,听到军令也会害怕。所以,叔孙通为朝庭制定了礼仪,那些拔剑争功的大臣,也只得遵奉朝仪甘愿屈服,起初傲慢的到后来也都恭顺了,这是圣人的教化和皇帝的威严,使他们改变了性情。不担心其性恶,担心的是他们不服从圣人的教化,自以为是而因此发生祸害。

  豆麦的果实与稻谷小米不同,然而吃了能消除饥饿。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?把他们与五谷相比,五谷都是为了食用,果实都能充饥但味道不一样,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,所以德性有善有恶。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,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勇的气多。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,勇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,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,变得喜怒失常,考虑问题轻率,愚昧。行为胡乱的人,并非有意作恶而是生性如此,人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常之气,包容在五脏里,都具备于人体,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,所以他们的操行不如善人,就像酒有的味浓有的味淡,这并非味浓味淡是由于不同酿造方法造成,而是因为酒曲的多少使它变得这样。因此,酒味的浓淡,是同样的酒曲酿造出来的;人性的善恶,是同一元气形成的。从天承受的气有多有少,所以人性有贤有愚。西门豹性情急燥,就系上皮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和缓些;董安于性情缓慢,就佩带弓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急促些。急促与缓慢,同样是失去中和,然而皮带与弓弦附着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,使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。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,补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,那么与西门豹,董安于齐名的就能有第三个人。破房烂屋,没有完整的墙壁、屋檐、窗户,于是人们指责非议。如果钱财富裕,起屋筑墙,由此遮盖住原来的破烂,成为完备的住宅,人们就不再指责非议了。

  魏国每个劳力分配无主荒田一百亩,邺县唯独土地贫瘠每劳力要分配二百亩,西门豹引用漳水灌溉,使之成了肥沃的土地,每亩要收庄稼一钟。人的本质就像邺县的荒田,仁义之道的教化如同漳水,让人担心的是不能变化,而不是担忧人性难于引导。雒阳城中的河道里没有水,治水工人就截断雒河中的水,使它上涨,于是河道里有水日夜奔流,这是治水工人的功劳。这样说来,接近君子,仁义之道就会屡次施加在你身上,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,大概就能证明。人聚居地方的水污浊,在野外的水清洁。同样是一种水,来源于天边,有的污浊,有的清洁,这是所处的环境使它这样。南越王赵他,本来是汉朝贤良的人,被南夷的风俗所化,背叛汉朝制度,梳成椎状发髻,两腿伸直张开地坐着,就像天生喜欢这样。陆贾用汉的道德劝说,又用皇帝的威严恐吓,他就很快地起来坐好,从内心感到应该改悔,于是奉行汉朝制度,改称属国。他对于梳椎髻坐如箕,又像是天生厌恶了。前面像那样,后面却又像这样。这样说来,人还是在于教化,不单一在本性。

  评析

  本篇着重论述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引导改变的。王充认为,人性是人承受了具有仁、勇的气形成的,“禀气有厚泊(薄),故性有善有恶”。但他更强调人的善恶本性是可以改变的,“人之性,善可变为恶,恶可变为善”,“亦在于教,不独在性也。”实现这种转变主要关键在于教育、劝告、引导和勉励,因而他特别重视教育和法制的力量,“学校勉其前,法禁防其后”。先进人物的表率作用,王充认为是不能忽视的,“尧舜之民,可比屋而封;桀纣之民,可比屋而诛”,“圣主之民如彼,恶主之民如此”。他还认为,在实现其转变过程中,环境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,“蓬生麻间,不扶自直;白纱入锱,不练自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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