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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反经·卷八·卑政》全文/译文

更新时间:2017-01-09    来源/发布:shiwenwang.com    作者/编辑:赵蕤 (ruí)

  原文

  (刘厉云:“日月至光至大,而有所不遍者,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。灯烛至微至小,而世不可乏者,以其明之下,能昭日月之四蔽。”由是观之,政之贵卑也久矣。是以先生设官,分职而共治耳。)

  《淮南子》曰:“济溺人以金玉,不如寻常之缠。”韩子曰:“百日不食,以待粱肉,饿者不肯。”(故曰:疗饥不期于鼎食,拯溺无待于规行也。)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。何以言之?韩非曰:“所谓智者微妙之言,上智之所难也,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,则人无从识之矣。故糟糠不厌者,不待粱肉而饱;短褐不完者,不须文绣而好。以是言之,夫治世之事,急者不得,则缓者非务也。今所治之政,人间之事。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,而慕上智之所难论,则其于人过远矣。是知微妙之言,非人务也。”

  (又曰:“世之所谓烈士者,离众独行,取异于人。为恬淡之学,而理恍惚之言。臣以为,恬淡,无用之教也;恍惚,无法之言也。夫人生必事君养亲,事君养亲,不可以恬淡之人,必以言论忠信,言论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。然则恍惚之言、恬淡之学,天下之惑术也。”又曰:“察士而后能知之,不可以为智全也。夫人未尽察之也,唯贤者而后能行之,不可以为法也。”)

  故《尹文子》曰:“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,君子不言;有能而无益于事者,君子不为。”故君子所言者,不出于名法、权术;所为者,不出于农稼、军阵,周务而已。(又曰:小人所言者,极于儒墨是非之辩;所为者,极于坚伪偏抗之行。求名而已,故明主诛之也。)

  今世之人,行欲独贤,事欲独能,辩欲出群,勇欲绝众。夫独行之贤,不足以成化;独能之事,不足以周务;出群之辩,不可为户说;绝众之勇,不可与正阵。凡此四者,乱之所由生也。

  (故曰:为善者,使人不能得从;为巧者,使人不能得为。此独善、独巧者也,未尽巧善之理。故所贵圣人之理者,不贵其独治,贵其能与众共治也。所贵工倕之巧者,不贵其独巧,贵其能与众共巧也。《文子》曰:“夫先知达见,人材之盛也,而治世不以贵于人。博闻强志,口辩辞给,人智之溢也,而明主不以求于下。傲世贱物,不污于俗,士之抗行也,而治世不以为人化。故高不可及者,不以为人量;行不可逮者,不以为国俗。故国治可与愚守,而军旅可与怯同。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,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。”议曰:据文子此言,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远见、博闻强志、傲世贱物三事,化天下百姓,使皆行此道,用为风俗。今但任其风土,化以农稼军阵,曲成于物,而俯同于俗耳,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。)

  故圣人任道,以通其险。(《淮南子》曰:“体道者逸而不穷,任数者劳而无功。离朱之明,察针于百步之外,而不能见泉中之鱼。师旷之聪,合八风之调,而不能听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,不足以理三亩之宅;循道理之数,因天地之自然,则六合不足均也。”此任道以通其险也。)

  立法以理其差。(《文子》曰:“农、士、工、商,乡别州异。农与农言藏,士与士言行,工与工言巧,商与商言数。是以,士无遗行,工无苦事,农无废功,商无折货。各安其生。”此立法以理其差也。)

  使贤愚不相弃,能鄙不相遗,此至理之术。

  故叔孙通欲起礼,汉高帝曰:“得无难乎?”对曰:“夫礼者,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。”张释之言便宜事,文帝曰:“卑之!无甚高论,令今可施行。”由是言之,夫理者,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,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,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。

  (议曰:昔楚之公输、宋之墨翟,能使木鸢自飞,无益于用。汉之张衡,能使参轮自转;魏之马钧,能使木人吹箫,苟无益于用而为之,则费功损力,其害多矣。《庄子》曰:“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,殚千金,技成无所用其巧。”《文子》曰:“夫治国在仁义礼乐、名法刑赏,过此而往,虽弥纶天地,缠络万品,治道之外,非群生所飧挹,圣人措而不言也。”由是观之,事贵于适时,无贵于远功,有自来矣。)

  译文

  [刘安在《淮南子》中说:“太阳、月亮是最光明、最伟大的,然而却仍有照不到的地方,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的缘故。油灯和蜡烛虽然非常微小,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,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、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。”由此看来,治国以能普遍实行为贵,是由来以久的道理。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,使他们各司其职,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。]

  《淮南子》上说:“救助溺水的人,给他金玉等珍宝,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。”韩非子说:“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,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,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。”[所以说治疗饥饿,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;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。]这就是说,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,才能把事情办好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韩非子说:“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,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。现在为普通人立法,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,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。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,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;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,是不须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。由此说来,治理国家的事,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,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。[韩非子还说:“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些与众不同。行为怪僻的人。他们标举恬淡的学问,讲些恍惚的道理。我认为恬淡,是无用的道理,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。人生活在世界上,一定要侍奉君主,孝养父母。侍奉君主,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,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。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。可见恍惚的道理,恬淡的学问,都是迷惑人的邪术。”韩非子还说过:“非要考察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,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的智能,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。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,是不能当做取法的标准的。]所以《尹文子》说:“凡是虽有些道理却对于治国没有帮助的,君子不去谈论它;虽然有能力但于具体事情上没有好处的,君子不必去做。所以君子所说的道理,不越出名法和权术的范围;君子所作的事情,不超出种田务农,行军布阵的事情。这就是说,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。[所以说: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、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,所做的都是些固执、偏激、伪饰的行为。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,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。]

  现在世上有些人,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,办事要比所有的人强,能言善辩想要出群,勇力想要超众。但是,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;超众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;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门挨户地去游说;过人之勇,却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军打仗。总之,这四种超众之处,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。

  [所以说,行善的,使人不能随心所欲;弄巧的,使一般人不能插手。

  这独善、独巧的人,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。所以应该以圣人之理为贵,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,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为贵。应该以工捶的巧技为贵,不以一人独巧为贵,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。《文子》说:

  “先知先觉,通达的见解,这是人材的过人,但太平盛世,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。广博的知识,超人的记忆力,能言善辩的口才,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,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。做视一切,轻贱别人,不受流俗的污染,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,但太平盛世不把它当做教化百姓的标准。所以,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,不能做为衡量百姓的标准。

 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,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。所以国家太平,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;军队强大,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。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我充实的原因,就是按他们所现有的品质、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。”《文子》这些话,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远见、博闻强记、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。假如让百姓都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是行不通的。如今只要随其风土人情,以务农耕稼、行军作战为教化,娓婉地附合众人,随同流俗而已。而不是以独能独勇为贵啊。]所以古代圣明之君随顺大道来通过险阻。[《淮南子》说:“能够体悟大道的就会安逸而不会走入穷途未路;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劳而无功。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,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,却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鱼。有师旷那样能分辨各种音调的耳朵,却听不到十里之外的声音。所以,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,不能把三亩大的宅院治理好;遵循大道的规律,依从大地之自然法则,宇宙六合也不难治理的均衡公正。这就是顺随大道来通过险阻的意思。]

  树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。《文子》说:“农民,士大夫,工匠,商人,无论在乡里、在州县,都是有差别的。农民和农民谈论收获;士大大和士大夫谈论品行;工匠与工匠谈论巧技;商人和商人谈论利润、价格。所以士大夫不会失去品行;工匠不会有做不了的活计;农民不会花费无用的气力,总有所收获;商人不会折损本钱。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来理顺各种差别。]使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轻视,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抛弃,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。所以叔孙通要制定礼仪,汉高祖说:“不会很难吧!”

  叔孙通回答说:“礼这种东西,是随着时世人情而制定用来节制虚文的。”

  张释之对文帝讲论治国的道理,文帝说:“讲得浅近些,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,只要现在可以施行的就好。”由此看来,如果治理国家不依从时俗急需的事去做,而以奇异为贵,那就是犯了饿了多日的人让他等待黄梁米饭和肉食,借给别人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的错误理论。

  [过去,楚国的公输般,宋国的墨翟,能使木制的飞茑飞上天,但并无实际用途。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而不靠马的拉力。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萧的木人。但假如没有实际用途,做这些东西,就是废功损力、劳民伤财,它的害处太多了。《庄子》说:“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技术,花费了千金的学费,但学成之后,却没有使用这种技术的机会。”

  《文子》说:“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、礼乐、名法、刑赏,超出这些去弄别的,即使能统括天地,缠绕万物,却属于治国之外的道理,对广大人民百姓来说,既不能吃,又不能用。所以古代圣人置之不言。”由此看来,做事在于切合现实,不应好高骛远,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。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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