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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性“精神病人”章太炎

更新时间:2016-10-24    来源/发布:shiwenwang.com    作者/编辑:瞭望东方周刊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说:“大凡非常的议论,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想,就能想亦不敢说。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,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,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,必得有精神病,才能做到。为这缘故,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玻”。

“精神病人”章太炎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先生早年曾师从朴学大师俞樾,后向往革命,在学术认识上与老师产生分歧,于是章太炎作《谢本师》一文,否认与俞樾的师生关系。周作人旅居东京时,跟从章太炎学古文,后来章太炎入了军阀孙传芳的幕府,周作人效仿老师,也写了篇《谢本师》诋毁章太炎,并发表在《新语丝》上。抗战时,周作人在北大任教,因娶的是日籍妻子,舆论对他颇多谴责,他自己也无法为自己辩白,他的学生效仿他当年写给章太炎的文章,也写了篇《谢本师》痛斥周作人。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,出门即不能自归。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。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,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,遂决定章留下做人质,黄回去取钱。不料黄人回家后,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,于是一看成痴,将章抛诸脑后。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自被袁世凯羁留在京后,便时常以怪异行为发泄自己愤世嫉俗之意。他曾传令寓中全体仆役,颁示条规,其中有“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,对来宾须称大人或老爷,均不许以先生相称”。因前清时,即使主人官至极品,所用仆役亦只以“老爷”呼之,何况民国初建时,南京政府就曾下令取消“大人”、“老爷”称呼,而改称“先生”。于是钱玄同好奇地问其何故,章回答说:“吾之为此,唯以‘大人’、‘老爷’均前清称谓。若‘先生’者,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,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‘大人’、‘老爷’。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踞,岂配有‘先生’之称谓乎?此所以示北京就是‘大人’、‘老爷’之世界耳1

        历史学家顾颉刚去拜见章太炎时,大谈西方的科学实验,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,才算真实可靠。章太炎很不以为然,问顾颉刚:“你有没有曾祖?“顾回答说:“老师,我怎么会没有曾祖呢?”章太炎说:“你真有吗?你亲眼看到了你的曾祖吗?”

        辛亥革命胜利后,章太炎在报纸上征婚,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:“人之娶妻当饭吃,我之娶妻当药用。两湖人甚佳,安徽人次之,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,广东女子言语不通,如外国人,那是最不敢当的1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在上海时,应蔡元培的邀请,到“爱国学社”任教。当时章太炎和另一位教员蒋维乔合租一间小屋。章太炎烟瘾很大,一根接着一根地抽,有时,前一根还没有燃完,后一根又点上了。一天晚上,他的烟抽完了,兜里也没有钱了,于是,就写了一张借条,准备向汪允宗借钱。蒋维乔瞥了一眼借条,只见上面写道:“今已不名一钱,乞借银元两枚,以购香烟。”蒋维乔笑说:“既然向人借钱,何不多借几元?”章太炎答道:“此君只有两元的交情。”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把嘲弄康有为当成一生的嗜好,没事就要带几句嘲讽康的话。章太炎晚年开山门教学,在门上贴了个条子,上面写着:“康有为门徒不得入内1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说:“大凡非常的议论,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想,就能想亦不敢说。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,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,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,必得有精神病,才能做到。为这缘故,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。”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。没钱了,他就卖字,那是他唯一的收入。及至晚年,他更是不知钱为何物,更不晓得钞票何用。让仆役买一包烟时,他掏出五元钱。儿子要做大衣了,他也掏出五元钱。有一次,他在苏州要盖房子了,人家让他掏钱。他掏出来,还是五元钱。他只认得五元钱。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后,愤恚至极,常于几案旁书“袁世凯”三字,每天必击之四次。民国四年(1915),他曾书“明年祖龙死”,第二年,袁世凯真的死了。

       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,便将《民报》社里悬挂的孙中山的照片撕下来,并写上“卖《民报》之孙文应立即撕去”字样,连同被撕坏的照片一起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。但是,当后来有人听说此事后说撕得好骂得好时,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,说:“孙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,除我之外,谁敢骂他?”

“疯子”黄侃

        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运,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,不禁夸赞道:“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,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,却还一窍不通,真是钝犬埃”黄侃听罢美言,狂性立刻发作,竟道:“你老先生尚且不通,更何况你的儿子。”好在王运通脱,并未计较。

        辛亥革命后,袁世凯筹谋称帝,赠黄侃三千大洋和一枚金质嘉禾章,授意他写《劝进书》。大洋,黄侃照单全收,用于游山玩水;《劝进书》只字不写,并把那枚金质嘉禾章挂在家中猫的脖子上。

        黄侃恨极白话诗,兼恨胡适。胡适写过一首《蝴蝶》:“两个黄蝴蝶,双双飞上天。不知为什么,一个忽飞还。剩下那一个,孤单怪可怜。也无心上天,天上太孤单。”因此黄侃说胡适是“一只绕着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”。

        “五四”时期,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,各大学多有好之者。某日北大课间休息,教师们闲话谭伶之《秦琼卖马》,胡适插话说:“京剧太落伍,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,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,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??”在场者静听高论,无人作声,黄侃却立身而起说:“适之,适之,唱《武松打虎》怎么办?”听者大笑。

       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,和校方有约定:下雨不来、刮风不来、降雪不来。时人称他为“三不来教授”。

        黄侃二十岁时留学日本,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,他住楼上,章太炎住楼下。一天夜晚,黄侃内急,来不及去厕所,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。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,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,禁不住怒骂起来。黄侃不但不认错,还不甘示弱,也报之以骂。他是贵公子出身,年轻性躁,盛气凌人。章太炎生性好骂人,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,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,一场好骂。然而“不骂不相识”,通名报姓之后,黄侃才知道眼前的人是国学大师章太炎,于是折节称弟子。

       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,天天诗酒谩骂,在课堂里面不教书,只是骂人,尤其是对钱玄同,开口便说:“玄同是什么东西,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?”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,见人便提出来骂,他有一次在课堂中大声地说:“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,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,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,莫过于砍头,世界上最快的事,莫过于饮酒。胡适之如果要痛快,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。”

        黄侃在北大执教时,曾借住系主任吴承仕家。这年七月,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,年仅十九岁。黄侃悲痛欲绝,“思避地以杀其悲”。黄从吴宅搬走时,在墙壁上用毛笔写了很多带鬼字旁的大字,画了许多黑色叉叉,并在房梁上大书“天下第一凶宅”几个大字。吴向他索要房租,他不仅拒不支付,反而理直气壮地说:“再要房租,须还我儿来。”吴见他如此不讲理,又有丧子之痛,只得作罢。

       民国学问界鼎鼎大名的“三大疯人”:章太炎性格落拓不羁;刘师培一生高调地提倡“三不生活方式”,即衣履不要整洁、不要洗脸,也不要理发。年轻气盛的黄侃则成名于1911年的盛夏。他于某日午睡后行走于树荫间,忽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妙感。他立即赶往《大江报》,信誓旦旦地撰文说:“大乱者,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。”由是一举荣登上了“三疯子”的宝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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